不久前，著名物理学家格劳伯访问了上海的几所学校。格劳伯早在1963年成功地应用量子理论来解释一些光学现象，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干性量子理论”，奠定了量子光学的理论基础，他赢得了“量子光学之父”的美誉，并获得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格劳伯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欢迎。面对热情的听众和自己的“粉丝”们，他语出惊人：“科研创新，首先忘掉诺贝尔奖。”他认为，由追名逐利推动的科学研究，基础不牢靠。对于科学来说，好奇心始终是最大的驱动力。对科学真正抱有赤子之心的人，绝不会因名利的获得和声望的提升，停止探索未知的脚步。格劳伯本人就是一个对科学研究始终怀有满腔热忱的“赤子”，他在30多岁时在量子光学方面已有杰出的贡献，而当他获得诺贝尔奖时，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在其间艰辛奋斗的几十年中，他压根没想过会赢得科学上的最高荣誉。
    事实上，在科学上很少有人是为了得奖而进行研究的，也鲜有奔着大奖进行科研而果然如愿的事例。像格劳伯一样，科学工作者大抵都是有心人，他们的心思不在名利之上，他们乐在其中的是探索的过程，淡漠的是获得的成就和由此而来的各种名目的奖励。当天真的人们问起一些诺奖获得者如何得奖时，他们会觉得很尴尬，就像问他们如何赌彩票得了大奖一样。最绝的当数俄国的数学家佩雷尔曼，他因为解决了数学上的难题——庞加勒猜想，在2006年被授予全球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但他却不去领奖，正如同行们所赞叹的那样：“他解完了题就销声匿迹了，其他一切对于他都是肤浅的。”
    这些年，我们对诺贝尔奖等一些大奖十分在乎，急切想得到某个大奖以证明很多的东西，一些人单相思地编织获得诺贝尔奖的美丽之“梦”，有人乐于预测中国人将在某年在某个领域获得诺奖；有人煞有其事编造了这样的“规律”：说一个国家一般在建国30周年后就会获得诺奖的，如某国某国都是这样，言下之意，中国早就该获奖了；更多人认为，我们只要瞄准了这些大奖，定下宏伟目标，就没有拿不下的道理。因为太在乎，有些人在重压之下难免心浮气躁，结果是在科研上未见重大的突破，反倒是做了一些蠢事，替国家的科技创新事业抹黑。事实证明，梦想并不都能成真，浮燥不能推进科研水平的提高，良好的愿望不能改变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律。
    诚然，各类科技奖励和荣誉项目的设立，自有其积极的作用。格劳伯倡议忘掉诺贝尔奖，丝毫没有贬低和排斥诺贝尔奖的意思。他在演讲时还兴致勃勃地播放了一段200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录象，与大家分享了获奖的那份喜悦。然而，各类科技奖励和荣誉不过是一种激励的手段而已。对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算计着什么时候和怎样得奖，而是如何采取切实的措施尽快提高科研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格劳伯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若想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是要有一群接受过良好教育，带着高水平科学问题进行研究的优秀同事，因为“杰出成果都不可能出自一个人的手中，好的想法都是在与别人的交谈、交流当中产生的”；二是要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有顶尖的设备。他的经验之谈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平心而论，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说不准将来也会得个诺贝尔奖或菲尔茨奖的，但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我们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更不值得大张旗鼓地炒作，偶尔有人得个大奖，并不意味着我们立马就成了科学强国。印度、巴基斯坦都有人得过诺贝尔奖，但今天这些国家离科学强国的距离还甚远，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许多人都急于使中国在若干年内成为“创新型国家”而躁动不安时，在一些人鼓吹“中国人将在21世纪初获得诺贝尔奖”的喧闹声中，格劳伯的来访十分及时，他的教诲和他的提醒犹如一帖清凉剂，使人头脑清醒。如果中国的科学工作者都能像格劳伯他们一样，少几分浮躁，多几分淡泊，冷眼相待取得的成就和忘记可能获得的大奖，以从容、平静的心态潜心搞研究，那么，中国要成为科学强国或许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