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桂玲，今年快60岁了，是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粮管所的退休职工。1995年，我们居住的镇上成立了“法轮功”辅导站，很多人参加练习。我抱着练功强身的目的，跟老伴双双练习了“法轮功”。可以说，我那时的练功心态是单纯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随后，在李“大师”的步步诱导下，我从单纯的练功转变成了一种精神信仰，开始崇拜李“大师”，为我的退休生活轨迹埋下了败笔。
　　1999年7月，中央宣布取缔“法轮功”组织，我们练了几年的功，说不准练就不练了，心理一时接受不了。在李洪志邪说的煽动和“功友”的相互怂恿下，我们一帮人有的相继到北京“正法”，有的到外地为“法轮功”奔走呼吁讲“真相”。而我则完全背井离乡，不惜钱财散尽，专程踏上了“正法之路”，把“正法”当成了我的事业。2000年2月22日到29日，我到郴州桂东县串联，到过5个乡、9个村，历时8天，串联了近80名“法轮功”人员，准备到北京大造声势被拦回。这是我一生中干的一件“大事”，我因严重触犯治安管理条例被行政拘留15天。面对帮教人员耐心的教育，我也曾铁心要脱离“法轮功”，但一想到“师父在看着你”、“你被淘汰了”，“最后的机缘稍纵即逝”心里就有些顾忌，有些动摇。也就从那时起，“法轮功”大量传播攻击共产党的言论，我也时常会收到功友寄来的“法轮功”宣传资料。我为了“做给师父看”，我表面配合教育转化，取得帮教人员信任，暗中却在外面贴小标语、小字条，甚至发展到复制、邮寄、散发传单。从此，我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
　　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我和老伴几十年相濡以沫，感情一直很好。若不是因为“法轮功”，我们会一直相扶相搀，永不分开。老伴与我同在一个单位，因体弱多病，经人介绍和我一同练习了“法轮功”。练了一段时间功后，老伴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于是我非常相信“法轮功”，所以李洪志要我们为了修炼，“不做常人”、“去掉人心”、“放下名利心和执著心”、“抛开家庭、事业”，我都一一照办。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经常离开老伴到外地活动，少则两、三天，多则个把月，对老伴疏于照顾。老伴有病在身，自理能力比较差，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饱一餐饿一餐，又没有说话的人，孤独寂寞，身体越来越差。如果当时相信科学，早点送医院，也许还可以挽救。但我始终相信“师父”会照顾好我老伴。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是，由于我经常出远门，经常复制“法轮功”宣传资料散发，那点家底早被我掏空了，哪有钱去医院给老伴治病。于是我们小病挨着，大病拖着，终于导致我老伴于2007年去世。对先我而去的老伴，我不但没有丝毫内疚感，甚至有了个更荒唐的想法，认为老伴死了是好事，我该为他高兴，“师父”会度他，让他“圆满”、“升天”、“往更高层次上提”。
　　直到帮教人员再次找我谈心，我才最终认识到我丈夫实际上是法轮功“牺牲品”。也许是对丈夫的极度思念，也许是那句“牺牲品”让我有所刺激，这次谈心对我触动很大。当晚夜深人静时，我辗转难眠，回想起我为“法轮功”的所做所为，我问自己：真的错了吗？这么做值得吗？随着一幕幕往事的浮现，我的思想逐渐清晰起来，“法轮功”在我的心里疑窦丛生：
　　——“法轮功”真的能治病吗？那时，我把丈夫身体好转归功于“法轮功”。现在想来，帮教人员分析得对，那是因为心理暗示和身体锻炼在起作用。心理暗示也就是说，病人一旦相信某方法可以治好自己的病，那么他就会心情开朗，忘记病痛，免疫力增强，病痛就会暂时消失，相反，一个人一旦得知自己得了绝症，那么他会产生恐惧感，加重心理负担，从而加重病情。但那时的我，被“法轮功”蒙蔽，听不进帮教人员的科学分析。
　　——“去掉人心”是为了修炼吗？李洪志要求修炼的弟子“不做常人”、“去掉人心”、“放下名利心和执著心”、“抛开家庭、事业”，达到修炼的最高境界。现在回想起来，这只不过是李洪志为了控制弟子一心一意帮他闹事、讲真相，而不受来自家庭、事业的牵挂。因此，“去掉人心”就是教人要下“狠心”，就是教人犯“遗弃罪”，真残酷！哎，那时我是在李洪志邪说的精神控制下，思想麻木了，灵魂游走了，留下的躯壳成了李洪志邪说下的傀儡。
　　——修炼为什么搞政治？李洪志说过，“法轮功”从不搞政治。但自从“法轮功”取缔以来，我们就没有真正修炼过，而是东奔西跑，为“法轮功”上访、闹事、发传单，难道这些活动也是修炼，有这样修炼的吗？那些反动传单，难道不是在搞政治吗？看来我们只不过是李洪志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
　　——“圆满”是个什么境界？按照李洪志的说法，修炼“法轮功”的至高境界就是“圆满”，或者说“圆满”就是我们修炼的目的，那么“圆满”了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圆满”？为什么我当时心那么诚，“圆满”却遥遥无期？老伴的死，让我明白了“圆满”原来就是“圆寂”，“上层次”原来是“上西天”。
　　可是，明白得太迟，老伴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很后悔——
　　愿老伴在九泉之下没有“轮来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