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付冠敏，家住四川省开江县永兴镇街道。我和我丈夫都曾是该镇中心校的教师，我俩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其乐融融。在学校，我潜心教学，关爱学生，深受学生爱戴、家长好评。然而，是“法轮功”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抛弃了事业，远离了学生，让家人饱受了痛苦，我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我深陷“法轮功”泥潭、对生活绝望时，这个温暖的社会对我不离不弃，帮助我远离了“法轮功”，回归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让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让我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抱着祛病健身的初衷，我开始习练“法轮功”，逐步在“法轮大法”的泥潭越陷越深。
　　我曾体弱多病，曾多方寻医问药仍不见好转。1998年下半年，听别人说练“法轮功”可祛病健身，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开始习练“法轮功”。经过一段时间的练功，我感觉到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我自以为都是练功带来的好处，庆幸自己终于抓到了救命良方。从那以后，我开始迷信“法轮功”，相信“法轮功”的神奇疗效，相信李洪志的“真、善、忍”，相信李洪志是神而不是人，便成天呆在家里练功、学法，一心想着“消业”、“圆满”、“上层次”，幻想着可以“圆满飞升天国”。从此，我对工作、家庭和外界的信息一点也不感兴趣，连电视也不看了，儿子的学习我也很少过问了。
　　受李洪志歪理邪说的蛊惑，我更加对李洪志顶礼膜拜，肆无忌惮地为大法进行所谓的“护法”、“弘法”。
　　1999年7月22日，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当时，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仍然坚持习练，坚持认为“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真理，“法轮功”真是被冤枉的。我对新闻媒体关于“法轮功”围攻政府机关、新闻单位以及残害生命等的宣传报道根本不相信，认为这都是假的、是故意捏造的。后来，我又在“法轮功”的宣传资料上看到一些“真相”，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那些自杀、自焚、自残、杀人的“法轮功”学员根本不是真正练“法轮功”的，是个别国家领导人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而编造出来的。对此，我心里更加愤愤不平，认为“法轮功”实在太冤枉了。学校领导多次找我谈心，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再练了，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家人的反对也更强烈了，但我毫不动摇，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学法”、“练功”，张口就讲“消业”、“过关”，闭口就说“弘法”、“修炼”，拒绝接受外界的一切事物。
　　在那段浑浑噩噩的日子里，我不断地收到“法轮功”的宣传资料，李洪志要求我们“走出去”、“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放下名利情，圆满上苍穹”，鼓动习练者以实际行动“弘法”、“护法”。为抓住最后的“圆满”机会，我便在课堂上公开宣扬“法轮功”，向学生们讲解所谓的“真相”。现在想来，我真是中毒太深了，彻彻底底做到了“听李洪志的话，读李洪志的书，按李洪志的要求办事”。2002年4月，广大家长对我在课堂上毒害学生的行为十分不满，纷纷向公安机关揭发我的违法行为。同年5月14日，我被警察带走了。在警察向我出示警官证的那一刻，我先是一阵紧张，但很快我就想到了师父的经文，认为这一定是在考验我。我心里默念道：“师父，救救我吧，让我正念除恶！”但这些都于事无补，我仍被带到了公安局。在公安局里，我还高喊“法轮大法好”，以为这样能以更大的能量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尽管我喊得筋疲力竭，但还是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的父母多次来看我，哭着求我与法轮功划清界限，看守所的管教干部也苦口婆心帮助教育我，但我根本就不领情，反把他们当成阻碍我“圆满”的“魔”。当时，我正在读初三的儿子也来到了看守所，他跪在我面前哭着央求我说：“妈妈，你就不要再练功了，行吗，我和爸爸都盼着你回家呀！”我一点也没有被儿子的苦苦哀求所打动，反而把眼光移开，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定。我暗暗地给自己打气：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定要能经受得住考验，我的父母和儿子都是些常人，他们理解不了我们修炼人，等我“圆满”后会用“福报”来偿还所欠亲人的一切。我把自己紧紧的封闭在“真、善、忍”的框框里，认为只有练功才能达到身心健康，如果放弃了练功就意味着健康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其它的一切，包括亲情还有什么意义？在这种邪念的束缚和支配下，即使面临着判刑，面临着失去工作、失去亲人，我也毫不在乎。2002年12月，我被判刑四年，2003年4月，我被送到了川西女子监狱，后因心脏病复发被保外就医。2004年2月，我丈夫也因痴迷“法轮功”而相信李洪志的所谓“消业”有病不医，最后在“圆满”的幻想中离开了人世。从此，我就靠摆摊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其中艰辛不言而喻。
　　最终还是社会的关怀关爱，让我摆脱了“法轮功”。从此，我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变得越来越年轻。
　　尽管我深陷“法轮功”泥潭，但是政府和亲朋好友没有嫌弃我、抛弃我。2005年6月，我的同事、昔日的同修王锡玲，她在监狱不仅自己转化彻底了，同时还帮助转化了其他“法轮功”人员，因此被减刑11个月，提前与家人团聚了。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最初心里很不是滋味，认为“法轮功”又出了一个叛徒，王锡玲“背叛”了“师父”。于是，我对她产生了戒备心理，根本就不想理睬她。她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仍以真心对待我，以真诚感化我。尤其当我生意好、忙不过来的时候，她就主动来帮忙。那时，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坚定，很听“师父”的话，生怕她拉我出“法轮功”，因而对她十分冷淡。
　　时间长了，我慢慢地对她产生了好感，便问她为什么要转化。她便如实地向我讲述了她的转化过程，同时于2005年10月，她又和她的朋友一起来我家帮助劝导。她们告诉我：自己在监狱的转化完全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法轮功”宣传资料上所说的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或者是被警察和教官逼迫的，因为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在监狱里，她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警官们的真心关爱与热心帮助；监狱还请来了专家为她们讲课，讲宗教信仰、科学健身等知识，并耐心开导她们，让她们迷途知返。她们还对他说：她们真正感到那些所谓的“坚修”都是“怪怪的”，随时都充满了火药味，充满怨恨心，跟常人没有区别，甚至还不如平常人，警察心态倒还像是修炼的人。
　　经过分析对比后，她们认为：“法轮功”是真正的邪教，李洪志是个大骗子。当他们转化以后，监狱的警察们都为她们感到高兴，为她们祝福。当听完王锡玲和她的朋友的转化过程后，我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们以前比我更加坚定，多次到北京讲“真相”，多次被拘留，执意坚持练功、“护法”，以致遭受了“牢狱之灾”，如今她们却都转化了，难道“法轮功”真的有问题、真的在蒙骗我们？我开始了反思，开始怀疑“真、善、忍”，开始梳理自己的思绪，分析比对“法轮功”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开始慢慢地醒悟了，再后来，我才明白当初练功使自己身体有所好转原因，并不是因为“法轮功”有什么奇效，而是良好的心理暗示效应和气功疗效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我的病并没有根除。
　　在那以后，社区帮教志愿者、学校领导和亲朋好友经常来看我、关心我，和我一起聊天、拉家常，同时还帮助解决我的一些困难和疾苦。特别是在2005年“9.3”和2006年“7.8”两次特大洪灾中，我家也遭受了灾害损失，政府给我家送来了救灾补助资金和救灾物质，并鼓励我坚定战胜灾害的勇气和信心。针对我生活比较困难的实际情况，政府还给我落实了政策，让我享受了低保待遇。每逢过年过节，各级领导还专程来我家慰问，给我家送来了政府的关怀和温暖……从此，我心里的疑团被解开了，我知道我以往走错路了，我必须悬崖勒马了，我不再坚信“法轮功”了，我充分地相信政府了！
　　摆脱了“法轮功”，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己终于见到了阳光，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我深深地认识到，“法轮功”邪教组织一直在欺骗我、利用我。我为自己过去对“法轮功”痴迷、对李洪志的顶礼膜拜感到惭愧和后悔。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感谢那些帮助我的亲戚朋友，是他们拯救了我，拯救了我的家庭；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把我养育成人，作为子女，我要为他们尽一份孝心；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是他宽容了我，接纳了我，作为母亲，我要弥补对他的那份爱，让他安心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将来回报社会。
　　远离法轮功已经3年多了，而我的精神状态、身体状况都越来越好，以前的同事和朋友遇见了我，都说我变得越来越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