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吕加，1969年出生，江苏省淮安市人。我虽生在农村，但夫妻二人一边种田，一边在打工，每年收入也有几万块，小家庭过得和和睦睦，美美滋滋。1998年，我迷上了法轮功，家庭从此发生了重大变故。现在，每当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我都会从心底里痛恨李洪志，是他的《转法轮》“轮”飞了我家的幸福生活。
　　1998年7月一天，我的好友陈某来到我家，送来一本《转法轮》和一些碟片，并用了二、三个小时向我灌输法轮大法是如何如何好，是如何如何神奇，把李洪志的“业力说”吹得天花乱坠。既然好朋友把它说得如此之好，既可强身健体，又可“消业”治病，我就带着好奇心欣然接受了。
　　自从开始练习法轮功，我就一头钻进了《转法轮》，每天雷打不动，反复阅读，并对着光碟练习动作，很快进入了梦幻状态，如痴如醉，整天满脑子都是“修练长生”、“升天圆满”。时间一长，邪气攻心，神色可怕，孩子都不敢看我，有时竟吓得哭起来！我自己呢，也经常产生一些可怕的幻觉：老是想剖开自己的肚子，看看到底有没有转动的法轮出现。
　　因整日想着学法、练功，时常违反厂纪厂规，厂领导多次找我交流谈心、委婉警告。妻子见我整日魂不守舍，也担心地说：“你练的是什么？整天萎靡不振、神经兮兮的，早晚会有一天弄出问题来的”。但我不以为然，一意孤行。2001年9月一天，我上班时间心不在焉，还想着如何超脱，如何圆满，结果操作失误，导致一个铁块砸中右腿，造成粉碎性骨折，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不仅自己丢掉了工作，妻子也不得不离开了工厂。
　　若是往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躺在床上定会万分愧疚，万般不忍，如今却麻木不仁。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压在妻子瘦弱的肩上：不仅要整天地照料我，还要起早贪黑地在田间劳动。但她再苦再累，也听不到我一句温暖的话，关爱的情，我仍就是整天抱着《转法轮》不放，有时看得头疼欲裂，我则认为起作用了，是魔在干扰我。
　　刚能勉强下地，我就违背医生“在家静养、配合治疗”的叮嘱，又开始练功，还一瘸一拐，偷偷地跟着陈某四处练功、“学法”、“弘法”。在陈某的怂恿下，我被法轮功这个“枷锁”越卡越紧，越夹越牢，抛弃了家庭，抛弃了亲情。无论家里、田里有多忙，我都不会伸出手来帮妻子一把，妻子从田里回来，时常看到脏衣服仍堆在盆里，脏碗筷仍放在锅里，圈里的猪饿得直叫唤。因常年劳累，妻子也落下了一身病。而我长期不顾家庭，十多亩田有近一半是抛荒，而一亩的收成也只是人家的六七成，我家已从“小康之家”变成了特困户，每年乡村救济补助，我家总是榜上有名。我的孩子，因我没有好好管教，妻子又无暇顾及，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伤害，整天无心读书，上到六年级各门功课都挂红灯。
　　眼看看我的家就要毁了，妻子心急如焚，流着泪劝我：“你这样下去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全家，还是治腿要紧！不管怎样，都得吃饭吧？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承包地不靠你，只指望我一个人最后连口饭都吃不上！”
　　确实，在农村，如果没有健康的双腿，就不能挑、不能扛，所有轻重体力活一概都不能做，等于半个废人。而我却认为，只要听信师父，只要坚持练功，我的腿一定会好的。
　　我的事情，政府知道了。帮教人员上门不是一番训斥，而是问寒问暖：这几年过得如何，身体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特长等等。面对他们的关切询问和谆谆教诲，我始终不置可否，死守防线。时值秋收大忙，他们针对我家的实际困难，立即安排机关干部帮工队帮助我家收获成熟的稻子。真心换真情，渐渐地，我对他们的对立情绪减少了，谈话也能安下心来听了。他们趁热打铁，“对症下药”，循序渐进地对我进行耐心细致地帮助教育，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剖析法轮功的危害性。是啊，原来我练功不就是为了强身健体？为了治好我的腿吗？但几年下来我得到了什么？现在，弄得家不像个家，人不成个人，以前的幸福日子不见，我的腿不仅没有治好，反而加重了。
　　帮教人员语重心长的话语、几年来家庭的变故、一直未愈的右腿、整天难忍的疼痛，终于使我打开了紧闭的心门，番然醒悟。此时，我才明白李洪志所谓的“真善忍”是什么东西。他的所谓放下“名利情”，就是让人抛弃人之天性，抛弃人伦，怎么能叫“真”呢？再说，他跑到美国还带着老婆孩子，自己也没有放下呀？所谓“善”，更是反其道而行。远的不说，就拿四川地震，连许多外国人都捐钱了，他不仅没有捐钱捐物，还幸灾乐祸，敲锣打鼓。哪有见人遭此大灾，还能笑得合不拢嘴的事呢？所谓“忍”呢？如果我腿伤再这么继续“忍”下去，肯定就要截肢，变成残废了。
　　法轮功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离它中心越近，越是身不由己，不能自拔；离它中心越近，越是充满险恶，充满危险。
　　亡羊补牢不算晚。现在，我终于摆脱了“法轮功”。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的腿病得到了及时有效治疗，又根据我的一技之长，替我在一家民营企业里安排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妻子悄悄撕掉了早已写好的离婚协议，女儿也走出了心理阴影，我的家里，又出现了往日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