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小兰，女，高中文化，现年47岁，退休前系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矿务局机电公司职工。我曾练“法轮功”十余年，因极度痴迷，一度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违反国家法律，被劳教两次。回首过去，往事不堪回首，真是十载苦修一场空啊！
　　为修成“佛、道、神”，我伤透了亲人们的心
　　我1996年开始习练“法轮功”，那时“法轮功”宣传打着“真、善、忍”、“做好人”的幌子，使我误认为其思想正好符合我做人追求的标准。于是，我对“法轮功”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它的邪说洗脑，还误认为这是“佛家上乘大法”的精华所在。
　　后来，在李洪志不断改变的经文中，修“真、善、忍”，“做好人”，竟不知不觉变成了能修成“佛、道、神”，能上天“圆满”之类的东西。这令我神往不已，惊喜有加，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溢满全身。之后，我也就糊里糊涂并且十分虔诚地落入了李洪志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全然不顾家庭亲情所在。在此后的休假日中，我四处奔波，到处宣扬“法轮功”，发展“法轮功”人员，大肆“弘法”，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救度世人”。本来休假期间，理应很好地料理家务，帮年老的父母做些事，关心儿子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尽一个女儿和母亲应尽的责任，但我却在“法轮功”了无痕迹的欺骗下远离了亲情。我曾多次精心编造谎言欺骗我年幼无知的儿子悄悄进京“讲真相”，我儿子因我练功初中毕业升学考试考得一塌糊涂。还有我那80多岁高龄的父母亲，一有时间就给我讲他们的人生经历，讲抗美援朝的事，讲改革开放的成功，苦口婆心，甚至是声泪俱下地劝我要珍惜人生大好时光，毕竟我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女儿。但我曾一度视他们是天上放下来的魔，是我“圆满”上天途中的一个坎。他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我的父母在“法轮世界”。记得第一次劳教出来，我那当过抗美援朝部队教官的老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为了阻断我与其他功友的联系，时刻蹒跚地跟在我身边。有时，我借故上街买菜联系功友，故意走得很快，她就气喘吁吁地跟在我身后，为了摆脱她，我就躲在一些转角处，弄得她跑来跑去到处找我，十分焦急。我却对她没有一点恻隐之心，还喜滋滋地认为是“常人不及大法弟子”。在我内心深处，我那80多岁高龄的父母双亲无数次的真切劝说简直就是魔性干扰，他们均被我气得卧床不起，特别是我父亲这位曾经为共和国流血流汗，出生入死无所畏惧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被气得重病动手术。面对这些我居然毫不在意，认为是对我的“考验”，是我上层次的表现，是放下“名、利、情”，修成“佛、道、神”的基本要求。为此，我放下了对亲情的执著，却伤透了亲人们的心啊！
　　在李洪志歪理邪说的精神控制下，我差一点成了“法轮功”邪教的牺牲品
　　1999年7月22日，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我始终相信师父“经文”所说的话，在其蛊惑下，极度固执地坚信“法轮功”是对的，认为肯定是被误解或冤枉了。于是就不假思索冲动地仿效外地“法轮功”人员，在本地搞串联，鼓动那些练功人员要按师父说的那样到北京去讲清真相。1999年10月3日，我和几个“法轮功”人员毫不犹豫地坐列车直奔北京。我们几个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星期，和长春的“法轮功”人员一起开法会研究对策措施，认为要更多的练习者到北京来，极力蛊惑他们不要错过“圆满”的机会，以此来扩大规模，营造声势，给政府施压。于是，我又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坐火车赶回老家华蓥市，当晚就召集在家练功的人开会，大谈“上访”之事，极力说服他们也上北京讲真相，从而导致十几人上京闹事。那次，我因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被依法处理。
　　可那时我把国家的依法处理行为看成是对我的“考验”，我心中决定“要坚修大法心不动”。这些歪理邪说把我害惨了，在2000年7月7日，因我第三次进京“上访”被劳教三年。劳教中，虽然我思想有所认识，但我心里明白，我思想深处对法轮功还有较强的依恋感。所以，2002年出所后，在李洪志经文“走出来证实法”的大力鼓动下，我又毫不犹豫地参与到邪教“法轮功”的活动中去了，十分疯狂地扰乱社会治安，恶意挑起人们对政府的仇恨。例如：受李洪志经文指使，我大量散发恐吓人的所谓预言和《九评》等资料，到处讲“法轮功”的“真相”，劝人退党、退团、退队等。那时，我对李洪志非常崇拜，甚至香火供奉，所以，我从未想过反对，也不敢对它说“不”。我明明在干违法的事，但我却以一个受害人自居，还假称是“法轮功”所说的“忍”， 真是荒唐之极。 同时，“法轮功”还向我们大量灌输“政府无用”论，好像我们处在“神”的国度一样，我们修炼人如同神仙一般。所以，我们练功人员的行为才那样肆无忌惮，十分激进，十分张狂，完全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表现。在李洪志歪理邪说的精神控制下，我差一点成了“法轮功”邪教的牺牲品。
　　“法轮功”邪性无处藏，我麻木的心灵终见曙光
　　“法轮功”很多东西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让我曾经疑惑过，暗自伤心过，也被李洪志经文“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你们是在救度自己世界里的众生”等谎言折磨过。特别是2002年5月以后，“法轮功”宣传的“十年正法人间”的承诺未能实现，我内心真的好痛苦。
　　接着一系列的事实让我的思想不得不动摇。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修，想通过练“法轮功”来治好她的病，几年来一直拒绝治疗，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死在了“征途”上。据其他同修带来的消息说她走时手里还拿着李洪志师父编的《精进要旨》等经文书籍。李老师不是说过只要我们“实修”、“坚修”，我们的身体随时可以得到其“法身”的庇护，他还可以通过“法身”随时随地“清理”我们身体里的“垃圾”，最后还有“返老还童”的效果吗？可我那同修几年来一直在“坚修”、“实修”啊，怎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呢？对此，我十分震惊，寝食难安，思想深处一直琢磨不停。不久，我们邻近的武胜县有个同修又改换门庭，主动去学习研究释迦牟尼的“佛教”了，公开“叛变”。天呐，在我们练功人员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不是在突破“不二法门”吗？其“功能”迅速“消退”了怎么办？我私下四处打听，原来他生了病久“练”不愈，对“法轮功”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根本不信“法轮功”骗人的鬼把戏了，哪来“功力消退”之说。相反地，他的身体却在接受医治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好。我蒙了，这完全不符合“法轮功”的“理”呀，他应该“业力回身”，体内“垃圾”越来越多，病情应该加重才对，怎么会这样呢？我心里一直不停地问个不停，整个脑袋简直要胀爆了似的。但我还是没有放弃练功，说实话，为了躲避我80多岁父母的监视，我一般选择夜间父母睡后练功，悄悄盘腿打坐，有时是通宵达旦。自从身边两个同修的事发生后，我就很难进入“静功”状态，特别是关了灯练功时，四周漆黑一片，我住的地方又是矿务局老家属院，窗外那山上的树木摇曳不定，似鬼影一般，令我心惊胆颤。想到“同修”死的死，散的散，一种即将“崩溃”、“散伙”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情况下，我多么渴望师父能坐在莲花盘上划空而来看我一下啊，但始终未能实现。
　　由于我成天十分恐惧，精神也高度紧张，身体简直是每况愈下。我练功后一般不照镜子或照相，因为怕“回光反照”摄去灵魂。由于身体实在坚持不住，所以，我有天悄悄照了一下镜子，看到我双眼深陷，露牙吡齿，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样子，我简直尖叫起来了，这哪里是“我”呀，人不人鬼不鬼的。如果长此以往，我不仅成不了“仙”，成不了“佛”、“道”、“神”，恐怕连性命也有忧啊。从那一刻起，我思想急剧动摇了，暗下决心不再习炼“法轮功”了。
　　此后，我开始在思想上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越是梳理，“法轮功”的邪性愈加暴露。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很多说法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漏洞百出。譬如，“法轮功”一直宣称“不参与政治”，却时时处处暗示我们练功人员想方设法攻击党和政府，力争把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的事情搞得越大越好，在政治上大做文章；“法轮功”一直宣称“不参与人间常人的事”，却在全球大搞“人权圣火”传递，力争对抗北京奥运；“法轮功”一直宣称“生病不吃药能健康长寿”，一些生病的痴迷练功人员却因拒医拒药，接二连三的死亡；“法轮功”一直宣称“做好人”，拯救人类，却在今年“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中阻扰捐款，幸灾乐祸，麻木不仁，还糊弄我们声称是神对中国的惩罚……如此种种简直太多太多。
　　面对这些，我不仅渐渐地看清了李洪志及“法轮功”那狰狞的邪教面目，而且为我以前的所作所为深感愧疚。我那被邪教“法轮功”蒙蔽的心智现已豁然开朗，麻木的心灵终见曙光。 经前后经文比较，言行比较，理想与现实比较，它的邪性确实十分明显，简直邪到了极致，令我痛恨有加。
　　我苦修十余个春秋，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它给我的除了痛苦就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