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红艳，女，39岁，是潍坊市一事业单位职工。我原本性格直爽、开朗、热情，在单位是业务骨干，曾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但因长期患有支气管哮喘病，久治不愈，1996年12月经人介绍习练“法轮功”。练功后自我感觉病症明显缓和，因而逐渐痴迷，坚持认为“法轮功”是“好功”，对禁止习练以至被取缔，由迷惑不解到公然对抗。单位领导、亲朋好友多次做我的工作，我非但拒不接受，反过来还指责、挖苦。老父亲被我气得晕倒，大小便失禁；丈夫不堪忍受要与我离婚。在我第6次进京时，6岁的儿子抱着我的腿痛哭哀求：“妈妈，别去了，老师说到北京闹事的不是好人”，“你走了，谁给我做饭吃？”但我还是甩开儿子离去。
　　由于多次进京滋事和从事其他违法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我被依法劳动教养。在劳教所，我绝食、绝水，消极对抗，导致身体极度虚弱，哮喘病复发而被所外执行。从劳教所接回后，单位直接将我送入了市心理矫正中心。
　　其实，我练功目的比较单纯，“患病”的主要原因是自我感觉练习“法轮功”后身体“好了”，难以“痊愈”的首要问题是对抗心理，就是对国家取缔“法轮功”不满。我经过了四个心理变化的过程：
　　一是被真情感化，我开始与人交流。因为在劳教所未被“治好”而进入心理矫正中心，我对中心不屑一顾，对抗情绪强烈，甚至公开表示：“要把原来的功友再召集起来继续练功”。对此，心理矫正中心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硬性训斥，而是立足于治病救人，先是帮助协调单位保留了我的公职，还安排两名同志全程陪护，对我嘘寒问暖，沟通感情。工作人员还劝说我的丈夫不要与我离婚，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我，让他经常带儿子到中心探望我，送衣服送食品等，我终于被真情所感化，逐渐消除了我的对抗心理，开始开口交流，正视自己的“病情”。
　　二是发现了“法轮功”里的处处矛盾，我开始静心思考。在被丈夫、儿子和很多好心人亲情感化的过程中，我虽然仍固守“法轮功”防线，但思想上已经陷入矛盾的境地，用后来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处在十字路口上，已抬起一只脚，却不知道往哪儿迈”。这时，我原来的“功友”，也是我已经彻底摆脱了“法轮功”精神控制的嫂子，积极帮我深入分析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自我矛盾、自欺欺人之处，终于让我开始静心思考，明白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发现了自己的“病因”。
　　三是对症吃药，我的“病情”开始慢慢好转。开始静心思考，发现“病因”之后，我由进中心后初期的“大吵大闹”，继之的“不言不笑”，到开始“大梦初醒”，我不仅对自己痴迷“法轮功”有了深深的悔悟，而且对有关问题包括幕后煽动进京、组织“7.14”围攻市政府机关等事件交待也比较彻底。但是，我仍觉得，此时我思想上最根本的问题即“身体受益”还未触及和解决。事实上，当时我自己也没有能力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不解决，就很难保证我以后不出现再次“患病”的可能。
　　四是拜访名医，使我除掉了“病根”，终于“痊愈”了。为了“痊愈”，我虚心向医学、心理学、哲学等方面的专家教授请教，袒露了我深藏心底的症结，专家们则从三个方面对我进行开导：一是明确健康标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健康定义，向我讲明健康不仅包括身体的，还有心理和道德的健康，就如同一个体格强健的精神病人，不会有人认为他是健康人一样；从孔子“大德必有高寿”的论断，《千金要方》的“养老之要，耳无妄听、口无妄言、身无妄动、心无妄贪”的论述，指明“法轮功”是背道而驰，并非真正有益健康。二是指出是否受益需要经科学验证。“自我感觉” 是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并且列举了很多因痴迷“法轮功”拒医拒药而丧命的练习者，无一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实，对我的触动很大。三是深入分析因何受益。指出习练“法轮功”身体有舒适感，是心理暗示和有规律锻炼的结果，绝非李洪志的功法所为。进而针对我练功后哮喘病复发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指出只要保持良好心态，适度进行锻炼，肯定会有好处。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最终使我从思想深处彻底“痊愈”了。
　　我“痊愈”后，感觉一身轻松，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多年的哮喘病也在市人民医院医生的积极治疗下，有了明显好转。我主动要求留在心理矫正中心现身说法，帮助“患病”的其他“法轮功”人员。由于我在潍坊“法轮功”练习者中较有影响，且口才较好，先后有多名“法轮功”痴迷者也在我的帮助下“痊愈”了。
　　由于我“痊愈”后各方面表现很好，单位领导给予了我极大的关怀和信任，破格安排我担任了本公司一个下属单位的负责人。目前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他们说：“原来的孙红艳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