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和运营成本的降低，网络成为人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许多新的事物出现在人们视线当中，如博客浪潮、即时通讯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近几年网络上的“恶搞”现象则是其中人们争论最激烈的。现在一上网络便会见到一系列的“恶搞”内容。如“黄健翔解说事件”方言版、《吉祥三宝》恶搞版、甚至红色经典也未得幸免，如《闪闪红星潘冬子参赛记》，董存瑞、雷锋等英雄形象也遭到恶搞。而近期的“华南虎事件”则显示出恶搞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更高级和更恶劣的阶段。以前的恶搞，以戏谑、讽刺为目的，一看便知是假的。但“华南虎事件”则显示出了恶搞的更高形式，让人不知道其真假，而且目标是科学本身，科学的发展却“恶搞”了科学。
　　对于华南虎照片是否是真实的，我们不予评论。但不管其真假，从民众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来看，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触角已经被用来“恶搞”科学本身了。人们怀疑照片是合成的，这一怀疑正是凸显了人们对网络信息的不信任，是人们对“恶搞”的反应。认为以前可以用PhotoShop，视频影像剪辑等技术来对电影、人物肖像进行拼改，同样也可以对华南虎照片进行处理。这表明不管华南虎照片是真是假，网络都给这种“恶搞”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人们心中有了“恶搞”科学的想法。以前的“恶搞”以博大家一笑为目的，而一旦“恶搞”科学这种形式大行其道，后果则是非常严重的。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恶搞”这个词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这个恐怕无人能够说清， 目前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没有收入该词， 也没有一个对“恶搞”这个流行词汇的统一定义。“恶”可以是“恶作剧”之义，也可以是“恶意”之义。如果“恶搞”从前者转向了后者，如故意为了混淆视听，弄虚作假，来获取经济或其他利益，那么将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搞”字在中文中的含义则很广泛，几乎所有的的动作都可用“搞”字来代替，这正是当前网络“恶搞”的生动写照，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到网络上来“搞”，不管是“恶作剧”的“搞”，还是“恶意”的“搞”。
　　网络“恶搞”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文字类网络“恶搞”。文字类网络“恶搞”是以文学名著、历史名人、名著中的主人翁等为主要对象。当前文字类网络“恶搞”既有完整的“恶搞”作品， 也有些是模拟名人进行互动式的聊天调侃。
　　声音类网络“恶搞”。以网络为载体， 以经典电影对白、名人讲话等为主要对象，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原声音置于各种不同的情景之中。如“黄健翔解说”的各地方言版红遍网络， 后来还演化成各种音乐版本。
　　图片类网络“恶搞”。图片类网络“恶搞”以网络为载体， 以名人肖像和其他各种图片为主要对象， 以将胡乱拼贴/移植等手法为主要表现手段。
　　游戏类网络“恶搞”。游戏类网络“恶搞”以网络为载体， 以“博君一笑”为目标来制作网络游戏。
　　音乐类网络“恶搞”以网络为载体， 以经典音乐等为主要对象，以改变原音乐演唱风格、歌词等为表现形式。 如模仿《吉祥三宝》的“恶搞”作品， 如它“离婚版”等都在网上流传。影视类网络“恶搞”。影视类网络“恶搞”以网络为载体， 以著名影视剧为主要对象， 以原片配音、角色反串等手法为主要表现形式。
　　上述五种“恶搞”类型是以“恶作剧”为目的的“恶搞”，而新型的以造假为目的，而获得利益的“恶意”的“恶搞”则也可能在网络上大行其道。这种“恶搞”的主要特征是人们无法立即分辨出其是网络技术的产物还是确有其事。这种“恶搞”作品制作成本可能很小，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则可能非常大。
　　对于“恶作剧”形式的“恶搞”，人们可能持不同观点，或褒或贬，但大多认为应该有个度，而对于新型的“恶搞”，则全部持反对态度。前一种类型的“恶搞”流行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由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大多缺乏一种主导价值观，玩世不恭，反叛，藐视权威，从西方传入的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刚好正中他们下怀。由此，“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发了一场“解构一切”、“大话一切”的“恶搞”之风。对于这种类型的“恶搞”，我认为，如大禹治水一样，不应“堵”而应该“疏”，网络监管一方面成本较大；另一方面，治标不治本，不让人在网上“恶搞”，他们就在别的领域“恶搞”。关键是应该对其给与健康的引导。对积极健康的“恶搞”作品予以推动，帮助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只要不侵犯他人名誉、隐私等等的权利，不恶意中伤别人，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此种类型“恶搞”，大可“无为而治”。此消彼长，网络“恶搞”必将大有改观。而对于“恶意”的“恶搞”则应坚决予以打击，应在学术界讨论的就就在学术界讨论，不应使网络成为某些人造假以获取利益和知名度的平台。
　　总之，网络是把“双刃剑”，是人们生活的一个环境，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要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的网络伦理，创造健康的网络环境，让好的，展现中国“逗乐”传统的“恶搞”作品流行起来，使网络“毒草”无可成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