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谎言与真相

作者:李安平 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编者按】回顾“4·25”事件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到,“法轮功”从以“强身健体”为幌子、以“真、善、忍”为招牌欺骗群众,到挑唆其痴迷者非法聚众闹事,攻击政府,到以“圆满”为诱饵残害生灵的邪教本质。只有坚决铲除“法轮功”邪教这一社会毒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1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聚起来围堵了中南海,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那天我途经府右街,目睹了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借口“上访”“讨说法”,围攻党中央、国务院驻地中南海,酿成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的场面。

  

图为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人员在中南海附近聚集情景

眼前的场景让我惊呆了。府右街至中南海北门路对面,马路一侧站满“法轮功”练习者,大部分是外地或农村来的人,妇女居多,这些人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饮料瓶、报纸、食品等,还有的拿着折叠凳,密密麻麻站在路的一侧,有的人可能站累了,顺着路边坐在路边,还有的相互围坐一团交谈,大多数人相互之间可能也不认识,也不讲话。

据了解,当天下午聚集的人数逐渐增多,从北京北海团城一直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门的路一侧站满了人。到下午4点,府右街上聚集的人数太多,以至交通中断,非法聚集的人群严重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到了晚上6点以后,聚集人员陆续散去,地面上一片狼藉,废报纸、饮料瓶、塑料袋遍地,清洁工人忙着打扫环境卫生。“法轮功”事后称“撤离时清理现场,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事实并非如此。

事后查明,“4·25”大规模非法聚集事件完全是一起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有策略地向党和政府示威施压、企图搞乱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一事件直接策划、指挥就是“法轮功”的总头目李洪志。而事发后,李洪志却在国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编造谎言,百般抵赖,为自己的罪责开脱。他先是说,对“4·25”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路途中。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但只是为了转机,没有离开机场。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没有与任何人接触”。

事实是,李洪志是在“4·25”非法聚集事件发生前三天,即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北京的。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而是前后跨了三天。

 

“4·25”事件的起因是1999年4月初,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其中讲道:“有一篇关于‘法轮功’的宣传材料,就说有某工程师练了‘法轮功’后,元神出窍了,可以钻到炼钢炉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种种化学变化。”何祚庥就此诙谐地提出:“炼钢炉里的温度比太上老君炭炉里的温度要高出几百度,钻进去,可能吗?”文章另一段提到,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名学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病愈后仍修炼“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使李洪志感到有了闹事的借口。4月19日,众多“法轮功”练习者突然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李洪志4月22日到京,至4月23日,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聚集人数达到6300多人。但李洪志的目标不是天津师大,而是要造更大的影响,他的目标是北京,是党中央。

 

不仅如此,在北京的“法轮功”分子还不断到位于北京海淀黄庄何老的家里闹事,要与何老讨个说法,说什么那个博士生练功姿势不对才走火入魔的。何老问道,你们的练功姿势都一样吗?回答说的也都不一样。何老于是善意提醒,你们也千万别练了,不然也都会走火入魔。

4月23日上午,李洪志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纪烈武等人召到他在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的住处,密谋策划把天津的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

“法轮功”的核心骨干李昌和纪烈武表示:“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个部门,要找中央和国务院。”李洪志当即说:“到北京去!”“要去中央,去国务院!”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李洪志还为围攻中南海的活动制定了一个策略:不能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和辅导总站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要把普通练习者推到闹事的第一线。他要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去具体组织、落实。

“4·25”非法聚集中南海的计划,就这样在李洪志亲自密谋策划后定了下来。

图为:李洪志位于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的住处

4月23日,李昌主持会议,通报了天津事件的情况,称“天津的事直接波及到北京,北京必须尽快做出反应,要组织到国务院上访”,“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而且是弘法和护法”。会上还传达了李洪志的旨意,议定了聚集行动的总体安排。一是到中南海聚集的时间定为4月25日,以及行动希望达到的三个目的;二是聚集的地点在府右街中南海西北门;三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人要去得多一些;四是不要以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进行,要把天津的情况告诉学员,使他们自愿去,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五是对现场的安全、秩序、交通等要有专人负责;六是上述安排要在24日北京总站雍和宫学法例会上布置下去。同时决定要北京总站派人去天津了解情况。李洪志听了汇报后,对开会的情况和内容,表示同意。

在李洪志作了精心策划和部署之后,他们商定,北京这边一动,李洪志就不宜留在北京,要赶快走,免得把自己暴露出来。为了掩盖罪责,4月24日一早,李洪志匆匆收拾行李,在纪烈武的护送下赶往首都机场,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李洪志又改乘CA109次航班,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

 

就这样,李洪志从22日晚上到24日上午,在北京停留44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划、组织“4·25”非法聚集活动上。他在悉尼对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只在北京停留一天”“没与任何人接触”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

李洪志匆匆溜走后,由他一手策划的围攻中南海行动,在“法轮功”核心骨干的具体组织下,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同时,他坐镇香港,遥控指挥。

4月24日,“法轮大法研究会”召开了北京总站、分站负责人学法例会,就4月25日到中南海的聚集行动进行了动员部署。将聚集的具体时间定为4月25日早晨。要求北京“法轮功”组织配合天津行动,组织练习者去中南海找国务院解决问题。宣布了去中南海聚集的具体时间,并根据李洪志的旨意讲了几点注意事项:一是不要以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组织;二是学员参加“4·25”行动是个人自愿、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三是不喊口号、不打标语、不散发传单、不得有过激言辞;四是对现场的安全、交通、秩序和卫生要有专人负责;五是防止有人在现场制造事端。制定一个聚集行动的具体方案,包括现场联系、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等。

根据“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部署,王治文使用家里电话和手机,向河北、山东、辽宁、天津等地的“法轮功”负责人打出20多个电话,正在北京的大连总站站长高秋菊,也打电话通知了东北三省的学员。李洪志策划决定的“4·25”行动,就这样人传人、口传口,迅速传达到每一个辅导站,每一个练功点和每一个练习者。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法轮功”练习者自4月24日20时始陆续到北京中南海聚集。

从4月25日凌晨开始,“法轮功”练习者一批批到达中南海周围。至25日上午,在李洪志及其骨干分子的策划和组织下,“法轮功”人员聚集人数已达1万余人,他们阻断交通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为了欺骗广大群众,他们还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如不喊口号、不撒传单、不带标语,撤离时清理现场等。

4月25日早上,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法轮功”练习者的代表,明确指出“法轮功”练习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非法的,应立即撤离,并作了大量教育工作。9时许,“法轮功”现场人员向“指挥部”报告说,4名代表进了中南海“对话”,但进去的人对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又换了4个人进去,两拨人都说不清楚,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去谈。经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商量,并请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同意后,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王治文等5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对话”。

图为:1999年围攻中南海事件中,“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在现场组织活动

4月25日,躲在香港康怡花园指挥的李洪志和在现场指挥的纪烈武,始终保持联系,用远距离遥控指挥来往电话达二十余次。25日一大早,李洪志就打来电话,了解聚集中南海的情况。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始终紧张地与北京的“指挥部”保持着“热线”联系,不断下达指示,遥控指挥现场活动。北京“指挥部”也不断给李洪志打电话汇报、请示。在通话中,李洪志多次要求“让外地人多来些,再多来些”。

聚集期间,远在香港的李洪志还多次催问向中央施压的结果。在没有得到李洪志的指令前,“法轮功”人员没有散去的迹象,在接到李洪志指令后“法轮功”人员才撤离。4月26日下午,纪烈武乘机赶往香港向李洪志详细汇报了“4·25”事件的全部经过。

图为:1999年4月24日李洪志从北京飞到香港住在香港康怡花园“法轮功”骨干纪烈武家中

“4·25”事件已经过去25年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轮功”的头目李洪志从指责围攻北京电视台的人太少,到决定把天津的事情闹大,并把火烧到北京来;从确定4月25日在北京发难,到决定围攻中南海,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示威施压;从决定不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名义出面,而把不明真相的“法轮功”练习者推向前台,到决定派出代表到中南海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从对事件现场的遥控指挥,到决定事件的最终收场等大量事实充分证明,这一切都是李洪志亲自策划、指挥的。

“4·25”事件发生后,许多“法轮功”人员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看清李洪志的丑恶面目,纷纷与“法轮功”邪教彻底决裂。

北京市西城区的原“法轮功”信徒柯亮,曾是“法轮功”“4·25”事件的联络员,其家是“法轮功”组织实施“4·25”事件的现场联络点。在单位和社区的帮助挽救下,柯亮幡然醒悟。他说:李洪志指挥我们这些“法轮功”习练者,采取非法聚集围攻国家政府机关的行为,是李洪志妄图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大暴露。非法聚集围攻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李洪志虽然多次表示“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不投靠任何政治势力”,但其所作所为表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已经沦为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邪恶政治势力。我现在终于认识到,自己和家庭竟然成为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利用的工具。我也彻底明白了,“圆满”,实际上就是李洪志给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们设置的陷阱,李洪志就是个大骗子!

曾经参加过“4·25事件”,认清“法轮功”邪教本质后的王瑞香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是松散管理,完全是骗人的!‘法轮功’不但有组织,而且还是秘密的。”“‘4·25’事件,是李洪志一手策划并操纵的。他在4月23日、24日已经来到了北京,并和研究会李昌等人在一起,可是他却说是在去澳洲的路上知道的,这就是所谓的‘真’吗?”“中南海是中央所在的地方,那么多人围攻,不阻碍交通吗?不干扰商店生意、居民生活吗?这就是所谓的‘善’吗?”“李洪志叫练功人去围攻中南海,这就是所谓的‘忍’吗?”“从这些事情上看,李洪志极为‘不真’‘不善’‘不忍’,我们‘法轮功’练习者也做得‘不真’‘不善’‘不忍’。”

回顾“4·25”事件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到,“法轮功”从以“强身健体”为幌子、以“真、善、忍”为招牌欺骗群众,到挑唆其痴迷者非法聚众闹事,攻击政府,到以“圆满”为诱饵残害生灵的邪教本质。只有坚决铲除“法轮功”邪教这一社会毒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作者:李安平,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原副秘书长)